咬文嚼字——“较真”的大使遇到了“较真”的翻译

 

作者简介    

施燕华 外交部英文专家，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、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；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、外交部翻译室主任、驻卢森堡大使、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；主要译作有《命运悠关的决定》《英迪拉·甘地和她的权术》《豪门秘史》《大座钟的秘密》《企业家 -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》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是联合国的“圣经”，其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。

1945年6月26日，中、美、苏、英、法等国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决定成立联合国，并签署了《联合国宪章》。《宪章》的中、法、俄、英、西四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
◇ 《联合国宪章》序言 中文本

《宪章》的原文是英文，其他语种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。目前的中文本是文言、白话加港、台语言的大杂烩，读起来佶屈聱牙，甚至费解。例如序言中有一句：“用是发愤之志，务当同心协力，以竟厥功。”句子颇为复杂，而英文却很简单：……have resolved to combine our efforts to accomplish these aims，完全可译成：“决定同心协力，以实现上述目标。”

此外，有些用法也与大陆的语言习惯不同，读起来别扭。如：review，我们译“回顾”“评估”或“审议”，《宪章》里都译成了“检讨”；联合国的专门机构都译成“机关”；签署地点是“金山市”（即旧金山）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是重要的历史文件，它的中文本应是完整准确、文字流畅、通俗易懂，现在的文本不符合这要求。我们觉得有必要重译，用规范、准确的语言表达，以流传后世。

怎么修改？经过向秘书处有关部门了解，才知道此事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尽管只是文字上的修改，不触及实质内容，但《宪章》是签署国协商一致同意，并经各国法律程序批准后生效的。所有的文本都是正本，修改任何一个文本都意味着修改《宪章》，根据《宪章》规定，修改《宪章》必须提交大会表决，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（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）赞成，才能进行。

团领导认为，我们进入联合国才一个多月，人员也没配齐，当务之急是熟悉联合国的工作，《宪章》中译文的好坏对我们影响不大，因为中译文只是中国人看，在联合国引用《宪章》或决议时，多数国家都以英文本为依据。所以，迄今为止《宪章》所有的文本没有修改过。

联合国秘书处有一个庞大的翻译队伍，开会时，五种正式语言都有同声传译，会议的所有文件都要及时译成五种语言印发给各成员国。没有翻译，就开不成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某个委员会开会时间超出预定，翻译就集体罢工，通知主席说：“根据翻译工作时间的规定，他们该下班了。”主席只得宣布：“由于没有翻译，会议难以继续，我宣布散会！”

联合国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涉及成员国的政治、经济等利益，形成文件时，谁都力图强化对己有利的内容。所以大家对文件的措词都要字斟句酌、咬文嚼字，常常为了一个标点、一个分词短语争论不休，最后找一个双方都不反对的词句，求得妥协。

外交官对文件的字斟句酌，给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翻译必须准确表达各种不同意见，不存歧义，这对会议翻译是很大的挑战。

安理会开会讨论决议草案时，往往会争得面红耳赤，各不相让。对某一事件，如南非镇压黑人反种族隔离运动，或以色列入侵阿拉伯国家的领土，是表示“关切”“不安”，还是“遗憾”，或“深感遗憾”？字义程度上的差别代表安理会的政治态度，非常重要。Regret和deplore在英汉字典里都是“遗憾”，不过deplore程度更严重些，所以译为“深感遗憾”。

有一次，一位代表觉得deplore还不够，要加码，提出在deplore前加“deeply”，等于在中文“深感遗憾”前再加“深感”，中文就没法翻了。我听到同传箱里的翻译说“这没法翻，都是深感遗憾！”语言与文化、思维方式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，一种语言的表达方法有时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汇，这是翻译最大的困难。

这些“口水战”大有文章，字斟句酌间看出一个国家的立场。安理会的决议对成员国是有约束力的，所以大家对决议的措词都十分重视。讨论中东问题时，人们经常援引的安理会242号决议，就因为当时对英、法文翻译的细微差异疏忽了，造成理解的不同，成为联合国乃至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悬案，也是值得外交翻译学习的经典案例。

1967年6月5日阿以发生了“6日战争”，以色列凭借军事实力和训练有素的空军，占领了阿拉伯国家多块领土。在阿拉伯国家的要求下，安理会开会讨论中东形势，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，即安理会242号决议，其核心内容是要求以色列从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军队。

决议的英文稿中，“领土”一词前没有定冠词，而法文稿中，“领土”一词前用了定冠词“des territoires”。也许当时代表们在激烈的辩论后出现了“疲劳综合症”，无人对照这一关键句子的翻译。决议通过后，以色列、美国等发现英文稿对他们有利，坚持以英文稿为准。因为英文本中的“territories”只是一般多数，并未明文规定应撤出以色列占领的全部领土，也以解释为撤出一部分领土。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则倾向于法文本，因为法文本中的定冠词意味着以色列必须从其所占的全部领土撤出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明文规定，中、法、英、俄、西为其正式语言。在实际操作中，英文使用得最多。绝大部分的决议草案都是用英文起草，然后翻成各种语言分发给各成员国，所有国家都有权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。

法国代表团的外交官有很强的维护法语地位的意识。有一次，安理会讨论非洲问题，由于对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争议很大，会下磋商、讨价还价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甚至晚上10点才交安理会全体会议讨论。

会上各国代表自然要发言阐述本国的立场，表明对决议草案内容的意见。等发言完毕，已近午夜，主席宣布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。他们松了一口气，这下总算可以回家吃晚饭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法国代表举起了手，他说：“主席先生，我前面只有英文稿，没有法文稿，我必须看了法文稿才能参加表决。”此举非常不得人心，会场上响起了不满的“呜”声。苏联代表举手发言，说俄文稿也没翻好，但是他可以参加表决，显得很通情达理，实际上是存心出法国大使的洋相。

饥肠辘辘的代表们感到很无奈。一位代表调侃说：“尊敬的法国大使，你太谦虚了，你的英文说得很好，应该能看懂英文稿。”法国大使双手一摊，说：“我这是执行国内的指示！”

法国代表本人的法语很好，对法语翻译免不了要“吹毛求疵”。有一次他居然当场同法语传译员争论起来。

那一年，尼加拉瓜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。该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是一位漂亮的女大使，据说是在尼加拉瓜革命中立了大功的。法语翻译把大使翻成ambassadrice，法语名词有阳性、阴性之分，他认为ambassadrice是“大使”的阴性形式。法国代表当场敲杯子要求发言，说：“翻译翻错了，尼加拉瓜代表是ambassadeur，不是ambassadrice。ambassadrice是大使夫人，不是大使。”

也许因为历史上大官都是男性，法语中“总统”“总理”“部长”“大使”“参赞”等名词都是阳性，没有阴性。现代社会里，女性的高官越来越多，女权主义者要求另用阴性名词称呼女性官员。是继续用阳性的名词称呼女性官员呢，还是把它变成阴性呢？法国人自己到现在也没有一致意见。

楼上同传箱里的那位翻译不服气，在会议休息期间，他抱着一本厚厚的法语字典来到会议厅，找到那位“吹毛求疵”的法国大使，指给他看，ambassadrice有一个定义是“女大使”。法国大使仍不为所动。我在一旁看他们两人争论，觉得很有意思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大使对词义如此认真，真是“较真”的大使遇到了“较真”的翻译。

有意思的是，20多年以后，我在巴黎的一次晚宴上遇到了这位法国大使。他肯定不会记得我，因为那时我只是个“看热闹”的小翻译。他听人介绍我曾是驻卢森堡的大使后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请记住，你是ambassadeur，不是ambassadrice。别人称你ambassadrice的话，你要纠正他。”

我眼前浮现了70年代安理会上，这位大使与翻译的争论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法国人对语言的重视可见一斑。

-End-

文字 | 《我的外交翻译生涯》 

作者 | 施燕华

图片 | 源自网络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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